数治的数据整合与算法演进技术，契合了韦伯所讲的现代社会对于工具理性的追求。
数字政府对行政决策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政府决策提供海量数据资源，保障行政决策在客观数据基础上作出，保证行政决策的客观性。《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提出，加强信息技术领域立法，及时跟进研究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法律制度。
信息系统、通信技术、区块链等技术运用于行政决策，支撑政府、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政策制定，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政务行为标准化规范化是数字政府的特征之一，数据系统保证各类标准、规范严格实施，政府治理实现规范化。公民随时、随地可以申请办理政务事项，数据资源共享减轻了公民提交证据材料的责任，公民获取政务服务更方便、更快捷，成本也更低。第二，重构行政程序，促进政府治理规范化。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首先，数字政府的基础系统还不完善。
数据系统已有的证据材料，即使法律赋予相对人提交该证据材料的责任，相对人也无必要重复提交。建设全国一体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统一政务服务标准与程序，线上线下标准及运行系统相同，推动政务平台、实体大厅、移动终端、第三方平台等入口融合，政务事项实现统一入口、一网通办，缓解公共服务碎片化问题。应该说，国人尊崇宪法的理由相比于1950年代其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表面上的结果是，一部形式宪法加强了其对于实质宪法概念的垄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此而言，李达先生所阐述的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属性，似乎并不能很契合地反映五四宪法与其他主要法律之间的实际关系，反而传播了某种更具普遍性的宪法原理。然而在规范完备性上，却明显超过我国《宪法》，相当于《宪法》《选举法》《人大组织法》《代表法》等多部法律之中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的条文的某种集合。五、结语 任何法律，不论其所涉领域为何，都可以从形式与实质两个角度去把握，宪法也不例外。但是，序言当中坚决而明快的至上性语句却承接并巩固了源于1950年代的形式主义宪法观。
不论是此前的强纲领性，还是后来的弱纲领性、强法律性，宪法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标志物，其意义甚至有超越于法制之外的部分。从世界各国宪法例来看，宪法的名与实并非完全严格对应，名义宪法在其文本之内不能穷尽全部实质宪法，而承载实质宪法的法律文本也可能不以宪法命名。
如果与我国相比，以色列这部《基本法：议会》在地位上略逊于我国《宪法》，因为其虽然基本，却并不唯一。这个宪法巩固了…新胜利，并且反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有鉴于此，本人亦加入辩论行列，在前文章之中提出了《宪法》以外的法律文本是可以包含实质宪法规范的这一主张，希望充当一场全面讨论之前的某种引言。不论是五四制宪、还是八二修宪，名义宪法与人大立法之间的关系，都不能简单理解为强完备性的高级法与普通议会立法之间的关系。
但本文认为，八二宪法序言当中有关最高的法律效力的宣示原本就包含着一种多层次的意义结构： 第一，总体上看，八二宪法是坚决奉行加强法制这个宗旨的。所以，《共同纲领》全篇也再无其他关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如何组织、如何行权的规定了。可以肯定的是，修宪者对于八二宪法的不完备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即，仅凭其138个条文不足以持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供给形式合法性，而是需要渐次获得人大立法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补充支持。在评价罗马帝国的宪法概念与当代宪法概念之区别时，他特别说到，当时没有概括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一切方面的统一的书面文件的这种宪法。
不仅如此，李达的论述还进一步透露了他对于宪法的规范完备性的看法。政治制度是宪法的必备内容之一，在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对照的意义上，也是最为硬核的特征之一。
第5条首先是加强法制建设的原则条款，对于宪法本身特殊地位的理解应立足于、服从于这个规范结构。但加强法制建设的决心选取了最具象征意义的《宪法》进行了最高地位的自我宣告，但如此一来，宪法概念也进一步地被标志化了。
前者以典型的愿景语句为主，后者几乎只有严谨的规范语句。1952年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及中国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从1954年《宪法》开始，国人逐渐把宪法概念与根本法概念视作同义反复，这首先是由于宪法在形式上实现了单一文本，但同时更不能忽视这部宪法因同时充当社会主义改造纲领之庄严宣告者而拥有的独特性。这当然不是说这部《宪法》当中没有严格的规范条文——从数量上讲，纲领条文的占比并不高。但是，这部宪法的强完备性不是没有条件的： 第一，这部法律的制定是建立在一种划时代的政治哲学与法律观念之上的，constitution原本是表达根本政治架构的多种词汇之一，而law of constitution或constitutional law就可以表达根本制度之法的含义，在历史上也并非唯一词汇，但美国宪法过往两百多年的实际实施，使得constitution这个概念的含义进一步被提炼、被巩固：其一，constitution这份文件不止是确立了根本制度，并且是系统、全面地确立了这些制度，也就是强完备性，其二，constitution拥有高级法地位，免于被一般法律（国会立法）修改（包括实质修改），更可以令与之抵触的法律归于无效，这就使得法律体系演变为以单一高级法为顶点的严密整体，可以说，高级法地位的充分实现进一步证实了这部宪法的规范完备性，或者说，巩固了人们对其规范完备性的信念。刘少奇对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体代表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也有完全的必要制定一个比共同纲领更为完备的像现在向各位代表提出的这样的宪法。
这提醒我们，对于现行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理解，是否应该作适当收窄？ 立宪主义的引入与本土化终究还是加强了宪法作为最高法律的信念。英国的情况或许已无需多说。
与此同时，透过纲领来认识宪法，也在全社会助推了形式主义宪法观。尤其重要的是，立宪主义学说以二战之后在全球变得普遍化的违宪审查制度为核心要素，因此特别有利于巩固宪法是最高法这个实定法命题。
然而，与弱纲领性相伴相生的，是八二宪法的强法律性。周恩来说，既然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共同纲领就不能再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应该有自己的法律——宪法，于是，1954年《宪法》充任了这个宣言发布者的角色。
从上述比较宪法层面的观察可知，宪法的名实对应不是必然的。那么，如果纲领文件的唯一性、完备性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共识，那么他们又如何看待《宪法》与其他重要法律的关系？这个问题仍然有待研究。第二，从五四宪法开始，宪法概念已经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与此相应的是，有些并未正式写入《宪法》的规范，其所涉事项完全符合根本制度与根本任务的定义，就体现改革精神的《宪法》条文而言，这些外部规范起到了细化、补充的作用，就暂时保留的《宪法》条文而言，这些外部规范实际上起到了更新、发展的作用。
弱纲领性也反映在八二修宪的权宜性之中。第二，这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实质内容多有增补，尤其，宪法判例是对《宪法》条文之含义的时时表达。
这大致就是形式主义宪法观的兴起过程。宪法被认为是规范、是界限，是对所有人的严肃要求，甚至暗含了某种警示。
笔者认为，宪法作为关于政府架构等独特事项（subject-matter）的一类法规范（law），在采取成文法/制定法的表现形式之后，既近乎普遍性地在世界各国取得了最高法（supreme law）的地位，同时也形成了宪法概念的名实混同现象，即，承载实质宪法的制定法（legislation）亦名为宪法（constitution）。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
但是，在宣讲新宪法的背景下提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律这个命题，就包含着形式化的宪法这个实际前提了，也就是说，既然1954年建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之下仅有一部《宪法》，那么根本法这个概念就被植入了数量唯一的内涵。之后，随着1954年《宪法》的颁布实施，逐渐形成了将宪法等同于《宪法》的观念。但若是主张它是当时唯一的根本法或唯一的宪法，那不过是溯及既往的观念建构的结果，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规范依据与理论依据。因此，本文的任务是继续质疑现行《宪法》是唯一宪法渊源这一通识——也就是前文所指的形式主义宪法观的核心教义。
我们可以说，美国宪法的强完备性是以《宪法》条文为骨架的庞大判例法（jurisprudence grown out of the constitutional text）呈现和保证的。这部法律在内容上确实是具备根本性的，但并不是完备的（非唯一的），并且这两个属性在此并行不悖。
诚然，临时宪法时期持续不长。第三，宪法监督体制的关键抉择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角色重叠。
这个信念好似一种果实，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个果实，却略去了长出果实的条件或过程。许老认为这类称谓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均属宪法性文件…以共同纲领为主体的三大文献，构成了我国1949年至1954年这一时期内的根本法。
